原创学术月刊12-11 05:39
作者:王宇

摘要: 医疗卫生是重要的现代性事件,意味着疾病与健康超越个人性进入公共管理领域,从而在肉身层面上建立起个人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性。

作者王宇,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延安文学可以说是以改造人为诉求的文学,这样的改造不仅仅局限在人的精神层面,也牵涉到人的肉身层面。身体的改造在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本来就处在一个重要位置上。“东亚病夫”一词的含义不仅在国力衰微、人民麻木落后的象征层面,它同样具有本体性、生物医学层面的意义——国人疾病丛生、骨瘦如柴、肮脏羸弱。在这样的话语谱系中,中国作家必然很自然地从医学中获取生动形象的借喻。有关疾病与医疗的书写总是充满隐喻,甚至发展为一个丰富的文学象征传统。对这个象征传统的考察俨然成为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术生长点,其关注中心始终在疾病与医疗的隐喻层面。本文有意回避这个为人们所熟知的研究路径,不讨论延安文学对疾病的表述,即疾病叙事,而只讨论延安文学对医疗卫生的表述,即医疗卫生叙事。因为延安文学是改造人的文学,必然关注疾病的治疗、管理(即医疗卫生),超过关注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本文更多回到医疗卫生事件本身,即考察延安文学医疗卫生叙事在本体层面上的意义,而非象征隐喻层面的意义。因为医疗卫生本身就是重要的现代性事件,“医疗”更偏向处置疾病的科技手段,而“卫生”偏向对疾病和健康的公共管理。医疗卫生不仅意味着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个体性身体的诊疗、健康的维护,更意味着将最具个人性、传统性的“身体”国族化、科学化,从而在肉身层面上建立起个人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隶属关系。这正是“人的改造”的题中之义。因此从本体层面上来考察延安文学医疗卫生叙事,可能提供了一个理解延安文学的独特有效路径。




“卫生现代性”与乡村改造


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正规的政权在村落中并不实施任何控制,它把自己的社会监察功能让给村庙、地方名人、家族的族老”。村落社会实际上处于地方性权威(即包括村庙、地方名人、家族的族老在内的乡绅阶层)自治状态,是独立自在的世界。民国以来,民族国家政权抛弃村落社会自治的政策,将地方性权威份额收归国有,积极在村落社会中推行政府权力、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延安时期这样的渗透显然更加剧烈。延安文学中各式各样的乡村叙事,无不表现一种更新的现代性秩序(相对于民国的现代性秩序)对处在传统地方权威以及民国以来新政治权威支配下的乡土社会进行重新整合、改造的过程。而推进乡村的“卫生现代性”便是乡村改造的重要内容,因此,延安文学许多乡村叙事都涉及这一方面内容。

葛洛《卫生组长》正是一篇全然从医疗卫生视角叙述乡村改造的文本。

现代汉语中的“卫生”一词来自明治时期的日本。19世纪后半叶日本学者在遇到欧洲文本时常常使用中国汉字创造出许多新词,如宪法、共和、科学、权力、社会等等。“卫生”一词也不例外。其意义已经与中国古代“卫生”一词完全不同。这个由日本“反哺”式传入中国的“卫生”概念透露出多层意义,“它代表了中国政体、社会与个人从落后‘病态’的传统提升到‘健全’现代文明的需要。讲究卫生不单是个人身体与精神上的提升,更是民族国家集体的提升,‘卫生’一词意味着‘健康’不再单是个人‘养生’的问题,而已成为公共领域的事务。医疗卫生的语言将中国近代个人与政体共同焦虑与期待恰当地表达出来。‘卫生’成为彰显中国‘现代性’最常被用的概念与用词之一”。

只有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我们才能讨论葛洛的《卫生组长》。小说最初刊于1945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这一天正好是护士节,这显然是有意安排。小说情节与1944年春天肆虐延安的传染病疫情(伤寒)密切相关。这场疫情来势凶猛,短短5个月时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就达到685人,牲畜不计其数。这对于人口本来稀少、经济基础薄弱的延安而言无疑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从延安各大医院抽调下乡参与防治、调查疫情的西医认为,这场疫情主要是因为老百姓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例如,饮水被严重污染、喝生水、不常洗漱等等。而疫情发生后造成高死亡率的原因则是乡村医疗条件恶劣,群众迷信巫神拒绝正规医疗救助。边区政府在初步控制疫情之后,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运动。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制定《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疗工作的决议》,指出,“边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支援战争,发展生产的运动普遍展开之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的第一等任务”。这个决议反复强调卫生是一场运动。另一件事是建立完善各级卫生行政网络,各区、乡设卫生委员会,各村设立卫生组长。我们知道,群众运动是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非常成熟的社会动员方式,而三级卫生行政网络几乎就是根据地政权在乡村逐级建制的翻版。卫生行政网络一旦建立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根据地政权对乡土基层社会的下沉、渗透:“医学在中国拥有现代意义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做是现代民族国家渗透进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毕竟医学面对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这无疑是乡土社会最基本层面。由此可见,通过卫生运动的开展、三级卫生行政网络的建立,“卫生现代性”正式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乡村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

从村民选举卫生组长到发动群众搞乡村卫生运动再到救治伤寒疫病,《卫生组长》几乎亦步亦趋、全方位地反映了乡村“卫生现代性”改造的现实。村民们不相信肮脏与疾病之间关系,信奉“不干不净,吃了不害病”,“我们生来不讲卫生,不也平平稳稳地活了几十岁”。主人公卫生组长“我”则不厌其烦向他们宣讲“延安医生讲的细菌问题”,一遍遍告知他们保持洁净的环境、良好卫生习惯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这是在传播西方生物医学(即西医)的身体观和洁净观。因为19世纪后期细菌论已渐渐成为医学的主流, 这属“卫生现代性”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便是向村民们灌输“卫生”超越个体性的政治意义。一开始,“我”这个卫生组长去检查各家厕所时,遭到村民嘲笑:“你管得好宽呀,怎么连人家巴屎尿尿都管上啦?”跟妇女们谈接生训练班的工作时,又遭到她们挖苦:“谁要你来管我们婆姨们的事咧?”“我”便和他们反复强调,“讲卫生也是干革命”,讲究卫生不仅仅是个人生活习惯、维护健康问题,更是事关民族国家的大事。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小说中救治疫病这一医疗行为,就不能光由专业人士医生单独来完成,必须在政治领导区长的亲自主导下才能完成。欧阳山小说《高干大》中与祸害患者的巫神展开直接冲突、交锋的,也不是医药合作社的医生,而是合作社社长高干大以及区委书记、区长等政治人物。群体性的防疫、健康管理变成根据地政权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事务。乡村卫生改造的第三个层面便是改变本土传统中人们对疾病、医疗、身体、生命的基本观念。例如,“我”婆姨染上疫病,母亲和岳母都认为“是撞了邪气,非请法师不行”,“靠医生不济事,她这病不是吃药能治好的”。可见,法师、巫神已经成为乡村“卫生现代性”的重大障碍,所以,“改造巫神,也是我们卫生公约上的一条”。小说最后还特别交代对巫神高金锁的改造,促使他放弃跳神治病,成为劳动积极分子。

巫神包括巫婆神汉,采用民间药物以及祈祷、符咒等魔法仪式为人治病,隶属于民俗医疗系统中的巫医部分。巫婆神汉除了治病还会占卜测命、驱鬼打卦等等,是传统乡村一个特殊职业群体。这个群体在当时的延安,被列入“二流子”的范畴。所谓“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搬弄是非,为非作歹的各种人的统称”。 在1940—1943年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为了充分调动农村劳动力而掀起了一场“改造二流子”运动。某种程度上,“二流子”这个群体正是乡村难以被新秩序整合的自在性、混沌性的胎记。因此,“改造二流子”对于乡村新秩序的建构意义重大。延安文学许多乡村叙事名篇都涉及这一方面内容。如欧阳山的《高干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田保霖》等等。

如果说,中国乡间民俗医疗体系巫医不分,那么,从“卫生现代性”角度对乡村的改造必然深刻动摇这个医疗体系,进而触及文化观念的变更(医疗文化是乡土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卫生现代性”就远不止局限于疾病、医疗的这样肉身性领域、制度层面,还自然延伸至精神文化领域、象征层面,直至总体意义的乡村改造。如果说《卫生组长》是一篇全然从“卫生现代性”视角叙述乡村改造的文本,那么,欧阳山《高干大》则将“卫生现代性”融入总体意义上的乡村现代性改造中。小说讲述的是合作社副社长高生亮(高干大)带领农民将名存实亡的农村合作社整改成一个集商品购销、医药、纺织加工、运输等多位一体的生机勃勃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体的故事。小说主题与后来以《创业史》为代表的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主题既一脉相承,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梁生宝们致力的合作社,仅限于农业生产领域,目的在于以农业集体化为民族国家工业化提供经济支持。而高干大的合作社则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高干大下乡游说农民入股合作社,受到他们的质疑:既然你的目的是为老百姓谋利益,发展老百姓的经济。“可老百姓的娃娃,养下一个死一个,怎么也养不活,它的经济发展有什么用?”因此,高干大发誓要办医药合作社,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小说以相当篇幅详细描写医药合作社的创办具体过程,特别是与垄断医药的巫神的斗争。相对于《卫生组长》温和地普及现代卫生医疗观念、对巫神高金锁的说服教育,《高干大》中“卫生现代性”的推进,则激烈得多,可谓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巫神郝四儿妖术惑众,不仅将生病的孕妇折磨致死,还嫁祸于合作社医生。高干大依靠组织和群众的力量给予坚决回击,最后从肉体上消灭郝四儿。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卫生组长》式的文化领域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斗争,而是政治领域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的交战。如果说《卫生组长》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进“卫生现代性”,那么,《高干大》中“卫生现代性”的推进只是对乡村实施政治改造的重要手段,并不具有目的性意义。因此,小说并没有出现《卫生组长》式厕所改造、接生训练等“卫生现代性”的具体细节、观念,而侧重表现边区政府的权威如何经由医药合作社这个特殊的环节向乡土基层社会、日常生活有效地下沉、渗透。延安文本中的医疗卫生叙事大都如此。

赵文节的《肉体的治疗与精神的治疗——一个医生讲的故事》同样是一个以“卫生现代性”来改造乡村的故事,同样涉及到对乡村二流子的改造,但这个二流子却不是巫神,而是一个沾染上种种恶习的青年农民。在前面我们讨论的《卫生组长》《高干大》以及其他一些涉及二流子改造主题的文本中,实施改造的主体都是边区政府及其代表人物乡长、区长,甚至是最高政治领袖,如当时出现的一则新民间故事《毛主席改造二流子》。《肉体的治疗和精神的治疗》这篇小说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竟然将二流子的出色改造者设置为一个知识分子——医生。

正如我们在本文的开头提到的,晚清以来的中国小说中,有关疾病与医疗的书写总是充满隐喻。疾病与疗治无不象征着国族的沉沦与拯救。在这样的文学谱系中,医生常常以警世者、启蒙者、施救者的形象出现,以医生对病人肉体的治疗隐喻对国人精神的治疗(如《老残游记》)。从这个角度而言,《肉体的治疗与精神的治疗》这篇小说对医生=启蒙者的设置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发表于1945年2月17日的《解放日报》。整风之后的延安小说中,知识分子极少作为启蒙者、施救者的形象出现。而这篇小说不仅理直气壮地写了知识分子(医生)“我”对乡村二流子王四卓有成效的启蒙、改造、拯救,不经意间还以此和政治人物乡长对王四的教育、改造相对照。前者显然比后者更有效。虽然经过“乡长四五天的说服教育,王四确实有些回心转意”,但不久王四又故态复萌,“在外面胡混了起来”。只有医生“我”的教育才最终使王四彻底改邪归正,浪子回头。首先,“我”比乡长高明之处在于“我”每次的说服教育都能切中肯綮,点到王四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这是对“我”的知识、文化水平的潜在肯定。其次,“我”这个西医医生用起死回生的外科手术成功挽救了王四的性命,这点显然更重要。它不仅使“我”成为王四的救命恩人,王四将自己的改邪归正视作对“我”的报恩;也使“我”在王四面前树立起的权威性更加有力,进而从根子上保证了王四对“我”话语的言听计从。这才是乡长不如“我”的地方。这样一来,小说叙事层面和故事层面分别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叙事层面反复强调“一个医务工作人员,同时必须是个政治工作人员”,医生不仅要对病人进行肉体的治疗,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精神的治疗。这显然延续了五四启蒙的逻辑,鲁迅所以弃医从文就是深感“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没有看到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身体的救治也可以成为精神救治的有力先导和基础。而这正是这篇小说在故事层面所传达出来的声音:只有以肉体治疗为依托,精神的治疗才更有效。只有以肉身为依托的启蒙才是真正有效的启蒙。换一句话说,精神治疗的权威性需要一个肉身性的基础。正如最早进入中国的西医传教士所笃信的,“全新生命的锻造是通过治愈疾病为精神转变提供一个新型的住所得以完成的,对病体的控制变成了崇信的前提”。西医传教士的这一信念似乎是对这篇小说潜在主题的最好诠释。与此同时,这篇创作、发表于1942年之后的小说还存在另一个潜在的声音——当知识分子之于农民大众的启蒙者身份不断受到质疑、否定之际,医学知识分子是否要比文艺知识分子更有资格保留这个身份?



西医伦理与启蒙/人性话语空间


黄子平曾将丁玲《在医院中》的主题归纳为,“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这个著名的论断显然是基于疾病医疗的象征隐喻,而非本体性意义。其实,我们也不妨回到医疗卫生的本体层面上来看丁玲这个文本。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前面我们讨论的几个文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对乡村进行“卫生现代性”改造。只是改造的对象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所被乡村包围因而与乡村边界模糊的医院。改造者同样是一个医生,一个来自上海,受过良好医学训练的西医助产士陆萍。

西医,全称“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是一个以实证科学为基础、以创新科技为动力的医疗体系,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作为基督教会传播教义的手段,西医被带到了中国。一般认为1805年牛痘的传入是西医正式传入中国的起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1920年代,西医在以上海为代表的西化的口岸城市已经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这包括完备的临床诊疗体系(医院、诊所、药房)和医学教育体系(大学医科、医学院、医学校)的形成。西医不仅具有中医无法比拟的临床救治效果,而且它在群体防疫层面上的功效更是中医只能望其项背的。而正是这一功效让西医医疗体系与“保种救国”这一近代以来急切的民族国家诉求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西医内部的分科体系和科层化结构,也与现代民族国家行政体制有着同构性关系,因而很容易被现代政治接纳。上述诸因素导致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西医理所当然成为现代化的典型符码。西医被称为新医,而中医则被称为旧医。中西医之争在晚清以来的中国由来已久,这不仅仅是中西两种医疗体系之间的冲突,也被看作是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之争。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实践的一种,其队伍在医学观念上也历来崇尚西医、相信西医。延安根据地所有公立医院、诊所全部按照西医模式建制。但由于受制于农村环境,根据地政府虽然在医学观念上崇尚西医,但是在医疗实践中不得不依赖成本低廉得多的中医中药。从而形成一种“西医为体,中医为用”的医疗体系。传统中医中药只是在“用”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生物医学,即西医,在延安这一空间与在当时中国其他任何空间一样,同样是表征着“新”“科学”“进步”“现代”“文明”的典型符码。这是丁玲赋予陆萍启蒙者身份及其改造医院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此外,陆萍行为的合法性还来自小说写作与发表期间(1940—1941年间)延安正在掀起的一股文化正规化、专门化的潮流。作为延安文化旗舰式机构的鲁艺,此时正在告别成立之初的粗陋,大张旗鼓进行正规化、专门化的改革。陆萍对医院的专业化改造也可以看作延安文化界、知识界这股专门化改革潮流的投影。

小说详细写了陆萍对医院进行专门化改造的过程。陆萍初来乍到在医院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形:“注射针是弯的、橡皮手套是破的”,“什么东西都堆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的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病房没有炉子,看护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产妇“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过毒的纸”。上述乱象当然首先是因为这所医院恶劣的工作作风,但也不排除文化隔阂的原因。在中国本土医疗体系中,环境和用具的不洁,苍蝇飞舞与疾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细菌学说在19世纪后期才渐渐成为医学的主流,20世纪初才传到中国。即便在沿海西化城市,也还没有普及到成为普通百姓的健康常识。这所医院中除了几个外来的医生,其他从院长到看护都是乡村土生土长,根本“不懂医疗护理工作的必需有的最低的条件”,又怎么会有这方面的知识!但这一切在受过正规西医训练的陆萍眼里,那就是后果严重,必须刻不容缓地改正。陆萍所面对的医院乱象以及随后采取的种种改造行径,与这一时期著名报告文学《阿诺夫医生》和《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中所写的阿诺夫、白求恩初到延安医院时的情形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阿诺夫、白求恩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政治权威的支持,卓有成效地改造医院,而陆萍则只能依靠个人微薄的力量。因此她的改造工作不仅收效甚微还使得自己陷入尴尬境地。但对职业的忠诚却并无二致。这是医科生陆萍与环境冲突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陆萍对医院的改造不仅体现在器物、技术、制度(管理)层面,还表现在更深层的西医伦理,即医学人文主义层面。这也是陆萍和医院冲突的根本之处。医学人文主义把人的自然生命看作是无条件的,医学活动就是对生命负责,不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即生命具有绝对的不以其他条件为条件的“绝对无条件的价值”,这是医学人文精神的根基。 但是这所医院的种种做法却处处违背这一根基:

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她想为什么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援助她。她想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愿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

陆萍原本不喜欢做医务工作,初来乍到又遭遇种种不如意,更是心灰意冷,正当她准备放弃的时候,她听到初生婴儿的啼哭声:

这是她曾熟悉过的一种多么挟着温柔和安慰的小小生命的呼唤呵。这呱呱的声音带了无限的新鲜来到她胸怀,她不禁微微张开了嘴,舒展了眉头,向那有着灯光的屋子里,投去一丝甜适的爱抚:“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

而在这段温情描写的前面,丁玲却这样描写陆萍被人误认为产妇的反应:

“不,我不是来养娃娃的,是来接娃娃的。”在没有结过婚的女子一听到什么养娃娃的话,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欲吐的嫌弃。

可见,陆萍对婴儿哭声的反应更多来自她的职业忠诚,而非所谓天生的母性、女性本能。不管陆萍多么不喜欢医务工作,也不管她如何在医院中遭遇冷漠、误解,只要一听到新生婴儿的啼哭,对她,就是最神圣的生命召唤,天塌下来,她都会不顾一切听从这一召唤。医科生陆萍对生命超出常人的敏感与坚守,不仅构成她和环境冲突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她行动的最重要动机。

对人的自然生命的敬畏也深刻体现在《阿诺夫医生》和《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中的阿诺夫和白求恩身上。截肢手术在医疗资源、条件极度缺乏、恶劣的战争时期,几乎是家常便饭,也是作为外科医生的阿诺夫和白求恩做得最多的手术。但每一次他们都心情沉重、犹疑再三。阿诺夫医生站在手术台前,“手里拿着锯子,抚摸着那条发黑的脚,望着那几分钟后就要永远变为残废的病人,……他迟疑了一下,又把锯子丢下,同时坚决地命令着:抬走”!三个月后,在他的艰苦努力下,病人双脚完全痊愈,自己走出了医院。白求恩做完一个截肢手术,非常伤心地留在手术室里,“握着离体的下肢,用钳子夹着一条肌肉,恋恋不舍地说‘在技术上说,这还是活着的,你说,这是生命啊,在海洋、在日光中,至少是一百万年的变化史呀……,”类似的细节在这两篇报告文学中比比皆是。这种对自然生命的敬畏、礼赞、呵护已然是对延安文学人性书写空间的拓展和丰富。而且《阿诺夫医生》和《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都创作、发表于1942年之后,这是否意味着医学人文主义正在为此时延安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提供新的空间?

正是基于医学人文精神对生命神圣的、“绝对无条件的价值”的恪守,陆萍、白求恩、阿诺夫们,才会不顾一切地批评、改造医院中种种不规范、不专业做法。从器物和制度层面改造医院,这是在技术层面上对生命的捍卫,也是现代医学人文主义另一个层面——对科学精神的坚持。医学科学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当然,医学人文精神正是人文精神在医学领域中的表现。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在于他必须时时刻刻直接面对人道议题,必然更容易表现出人道理想与环境间的冲突。草明发表于1941年《文艺战线》的小说《陈念慈》同样表现这一冲突,只是这种冲突被置于另一个政治空间中。主人公陈念慈是广州大医院著名外科专家、留法医学博士,同样笃信生命“绝对无条件的价值”。他费尽苦心在手术台上挽救一个青年的性命,但手术成功后不久这个青年人就被军警无辜枪决。子弹正好打在“由他治愈的左肩胛骨上”。陈念慈因此陷入深刻医学人文主义危机中。但他最终没有弃医从文或从政,而是毅然弃暗投明,到“华北某地前线伤兵医院工作”。那么,这个前线伤兵医院是否也和陆萍、阿诺夫、白求恩所遇到的医院并无二致?如果那样,那主人公的医学人文主义危机就会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陈念慈故事的结束是否就是陆萍故事的开始?



陆萍为何是医学而非文艺知识分子


丁玲曾这样解释过自己创作《在医院中》的意图:“我写这一篇小说是企图在一群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女孩子里面,放一点客观进去,使她们的感情在理智之下滤过,比较现实和坚强,这个企图是有它的积极性的。”也就是说,丁玲非常明确地要写一个在延安的女性知识分子生活。那为什么要在医院中而不是在其他环境中来写知识分子?换一句话说,陆萍为什么是一个医生(助产士),而不是在延安更常见的文艺知识分子?在这篇小说漫长的评价史中,人们总是纠缠于陆萍的政治身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革命知识青年?反党分子?而从不在乎她的职业身份。本文提出这个问题有下面几个理由。其一,从当时延安的客观情况来看,“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或者说主体,是文艺知识分子,当时俗称‘文化人’,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分子很少。所以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问题就是文艺问题,文艺问题也就是知识分子问题”。其二,从丁玲的主观条件来看,她显然更熟悉文艺知识分子,她早年写作中充斥这类形象。那丁玲为何要选择一个女医科生来做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当然,这可能与丁玲写作这篇小说前的一段住院经历有关。1941年丁玲因一个外科小手术到离延安四十多里的一所医院住了一个月院,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女助产士。丁玲在创作谈中也承认这个女助产士正是陆萍的原型。但是将陆萍设计成一个医生,其实还有偶然的个人经验之外的必然原因。

首先,尽管在延安知识分子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分子很少”,大量的是文艺知识分子,但前者似乎比后者更具备现代知识人身份。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也就是说,高中以上即专科及以上占4万人中的19%,那就是七千多人。1944年春,毛泽东曾说“延安的六七千知识分子”,他大概指的是专科(高中)以上的知识分子。而4万知识分子中除去专科六七千人剩下都是中小学文化程度,约占81%。且还多为肄业生。“就是大学文科生,也不过只接受一点初浅古文与现代常识。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苦口婆心劝勉进修干部,要他们养成阅读习惯,每天坚持读书五页。‘小知笑话’比比皆是”。可见,当时延安大量的“文科知识分子”,其知识身份其实相当可疑。而科技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其中的医学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完整的现代学院教育和严格的专业化训练,不少人都有留洋背景,有着名副其实的现代知识身份。小说中有多处陆萍工作细节的详细描写,尤其是陆萍协助郑鹏的一次外科手术过程,非常细致、专业,可见丁玲是很在乎陆萍西医医生这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身份的,因为它能使得陆萍的知识分子身份货真价实。

其次,在延安,医生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由于是稀缺资源,又因其职业特点可以接近高层领导,所以享有一般知识分子不能享有的话语特权。在延安知识分子中,对体制提出最多、最严厉批评的其实是医生。因此,陆萍对医院的种种批评在延安的医学知识分子中显然具有相当普遍性。他们常常敢于尖锐批评根据地医院各种与现代医学伦理相悖的不良现象,甚至敢用告御状、辞职、出走这些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无论是外籍医生白求恩、阿诺夫,还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后任中央医院院长的何穆,中央医院儿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专家侯健存博士等,都非常严厉批评过延安的医院。

根据《阿诺夫医生》的叙述,阿诺夫常常对身边医务人员说,“医生工作对象是人,我们是在给人看病,而不是给木头”。可见他目睹了很多把病人不当人、当木头的现状。阿诺夫甚至还敢利用给毛主席看病的机会,大胆表达自己对政治“抢救运动”妨碍医务工作的不满。而根据《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的描述,白求恩对延安医院的批评同样尖锐。白求恩初到延安不久,就到某某分区后方医院去巡查,见到情景和陆萍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不仅医务细节不规范、严重脱离专业化,而且对病人非常冷漠。为此白求恩的反应比陆萍激烈得多。他直接去质问分区卫生部长:“我以晋察冀边区卫生顾问的资格来说,这儿的医院是八路军医院当中最坏的一个,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医生不到病房里……”有个大夫在手术室内削梨子吃,白求恩毫不客气将梨子和刀全扔到外面去。一次白求恩做手术,门外站着很多围观的人,还窃窃私语,白求恩非常生气,“白大夫做完了手术,夹起一块染满鲜血的纱布,生气地向人群当中扔去:‘这也不是戏院子,有什么热闹好看,这是手术室啊’”。白求恩的愤怒不仅源自他对延安医院作风的不满,还涉及到中西方对医疗空间的公开性和私密性的完全不同理解。在中国本土医疗体系中,“医生全部的治疗过程需要在病人家属或朋友的目光可及的观察范围之内连续地加以完成”,“诊断与治疗通常都有公开的方面,这在西方人看来似乎非常陌生,有时简直变得不可思议”。也就是说,在中国本土医疗体系中,治疗过程讲究空间的开放性、公开性,而西医诊疗过程则讲究空间的封闭性、隐秘性。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这个细节暴露了,西医知识分子与根据地环境冲突不仅仅在于我们前文提到的医学人文主义这个层面,更有中西方不同医疗体系、文化层面冲突的意义。由此也可见出,延安医生敢于尖锐批评环境,不仅仅因为他们享有一般知识分子不能享有的话语特权,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最能深切感受到两种文化的冲突。这是我们考察陆萍与环境冲突时不能忽略的。

可见,丁玲选择一个医学知识分子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非仅仅出于偶然的个人经历,更隐含了现实和文化层面的深刻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还可以从丁玲个人的创作、心路历程来理解。1931年之后,丁玲不再写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她甚至明确提出新小说必须“用大众做主人”,而“不要太喜欢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为那只是些“无用的人”,“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但9年后的1940年丁玲连续在三篇小说(《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中写到知识分子,这与她转型之初不再写知识分子的宣言并不矛盾。《入伍》刻意采用对照方式写“新闻记”徐清和大老粗勤务兵杨明才的一次战地历险。徐清言谈举止漂亮,但贪图安逸、自私狭隘,更要命的是在战场上毫无用处,简直废物一个,完全靠杨明才的庇护才活了下来。而大老粗杨明才尽管言谈举止粗陋,却处处不顾个人安危替别人着想,还充满战地生存智慧,巧妙掩护、照顾徐清。两人形成鲜明对比。知识分子徐清完全是个负面角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我”尽管不是负面角色,但这个人物既不是小说主人公,甚至也不算故事的参与者,只是故事的旁观者、讲述者。而《在医院中》则不同,完全是大张旗鼓、正面来写知识分子。但不能认为丁玲这是对自己创作转型前知识分子形象的简单重返,因为这次写的已经不再是被她看做“无用的人”的文艺知识分子,而是战争环境下非常有用的医学知识分子。陆萍虽然也有一些文艺病,但陆萍的知识是有用的知识,陆萍的行动具有切切实实的实际意义。这是“新闻记”徐清抑或早年作品中的文艺知识分子们所不能比的。这是丁玲转型后知识分子形象不容忽视的新质。

如果说,五四一代弃医从文是因为他们认为拯救灵魂比拯救肉体更重要。但事实证明,灵魂的救助并不能立竿见影,还常常使得救助者自身陷入“无物之阵”的尴尬与虚妄,连鲁迅自己后来也对灵魂的救治深感绝望。因此,对于丁玲这样的“五四二代”而言,也许恰恰是被五四一代所放弃的医学上的、肉体上的救助更具有切实性意义。丁玲这种讲究实用主义的精神和延安文化整体上实用化氛围也是吻合的。这种实用化与我们前文提到的陆萍对医院的专门化改造并不矛盾。因为专门化和实用化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要因部门而异。像鲁艺这样务虚的文艺单位其专门化改造带来的是远离实用化的后果,因此,一旦延安文化实用化改造正式开启,鲁艺专门化就要被叫停。而像陆萍所处的医院这样务实性的机构,正好相反,其专门化改革恰恰具有实用性的意义。



结语


“延安文学的问题往往既是文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这种复合性特征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都不单纯地源于和停止在文学层面。”对于这样的文学我们不能只局限于纯文学的研究方法,应当跨界整合,从更广泛的社会史、文化史的视野去寻找介入的路径。近年来史学界掀起一股从医疗卫生史来审视中国现代性的新史学潮流,本文借鉴了其中一些成熟的研究成果,从一个相对冷僻的视角——医疗卫生来介入延安文学。这样做的目的倒不是标新立异,只是基于延安文学、以及转型期中国独特的现代性逻辑。如果说,《卫生组长》《肉体的治疗和精神治疗》《高干大》等文本彰显了“卫生现代性”是乡村改造不可或缺的内容,那么,《在医院中》《阿诺夫医生》《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陈念慈》等文本则表明西医及其医学伦理对于延安文学启蒙与人性话语空间的意义。而西医医生名副其实的现代知识身份似乎也使得这一角色更能胜任启蒙者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丁玲要把《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设定为一个医学知识分子,而非她其实更熟悉的文艺知识分子的深层原因。





王宇:《延安文学中的“医疗卫生叙事”》,《学术月刊》2017年第8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